专家观点||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摘要

本文就目前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事业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典籍翻译涉及的任务，学科性质，顺译与逆译，闭门造车与借船出海，典籍翻译与非典籍翻译的区分和对策，以及当下从事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独特意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于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具有一点建设性意义，并望有志于从事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的青年学人励志进学，继续民族典籍翻译的伟大事业。

关键词

经典化 典籍翻译 顺译逆译 民族典籍 跨学科研究 人类学诗学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典籍，主要是以语言文字和书面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或典藏书籍在现代社会信息发达、交流频繁的条件下，需要一个对外翻译推广的过程。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和产品中，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会经历一个由古道今的变化，由内而外的变化，和现代社会现代思想发生关系和碰撞，进而成为现代文明和思想价值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基础，或者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得以保留和延续，发展和进步。这就是目前我们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文化史意义，和有助于改变中国与世界及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现代学术意义。

一 关于典籍和典籍翻译的认识

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典籍翻译古已有之，而且“自轴心时代”以来，始终伴随着文明史的脚步一直不断。就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而言，到了近代，才为中国人自己所重视。往近处说，典籍翻译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一直有人在做，例如民国时期的林语堂，早就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解放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做，林戊荪老师的《孙子兵法》和《论语》翻译，可谓先行。个人的努力和民间的活动之外，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主要是汪榕培老师在带领着大家做，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这一方面，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领导作用，值得特殊地强调。学会的领导人，如潘老师和汪老师，或是中外兼通的学者，或是勤奋的翻译家，他们的研究和翻译功不可没。迄今，这个领域先后开了八次研讨会，从事典籍翻译的人员，通过学术研讨，逐渐把力量汇集到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影响以外，各个学科点现在也开始培养典籍翻译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个方面全国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实践，包括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河北师大等高校，都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而且已经有一些博士毕业了。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事业已经覆盖了一定的典籍翻译的量和典籍翻译研究的专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另外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主要是围绕大型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翻译的出版问题。最早是由湖南出版社在做，起名《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后来全国由杨牧之先生牵头的《大中华文库》，纳入了湖南出版社的一些项目，出版了一套汉英对照的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已愈 100 种。这套书规模很大，计划性很强，又是一个国家级出版行为，在整体上的印象和效益还是不错的。现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典籍最基本的一些已经出版了。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虽然本身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丛书的选材、体例和深度问题，对外的宣传可能差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在国内销售的本子。总体而言，典籍翻译取得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有了很多新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领域，已经产生了很多译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在进一步选择典籍朝外翻译的时候，会遇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们的思想还比较禁锢，总认为典籍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这样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就被放置在边缘的位置，更不用说法家和名家了。以儒家文化为典籍核心的说法，显然不全面，在认识上会产生很大的思想阻力。实际上，不仅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而且还有先秦诸子、汉唐思想、明清思想，以及近代革命的思想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不能偏废的。缺乏对中国文明史的全面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就不可能有适切的选材和中肯的评价与良好的翻译。

二是由于传统认识所限，或者竟至于是由于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让我们的学术思想和历史认识产生偏差。就古典而言，人们偏重于先秦的典籍，认为三代以后的书籍不值得一读，因而对先秦之后的文化典籍关注得不太够。三教九流之外，像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清代的实学，其实里面有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现在被翻译的并不是特别多。这可能是由于《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反抗理学的方面占据了很大的文学空间，也不排除近世以来文化精英对于传统的批判，造成了人们的认识偏差，所以人们好像总是认为“理学杀人”，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吃人”二字，使得很多人对于哲学和文学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辨别，对于精华和糟粕的问题不能很好的鉴别。什么是封建伦理或者中国人做人的根本? 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精华和中国思辨哲学的缺失与局限? 什么是人的性灵? 什么是人的解放? 什么是精英文化，什么是世俗文化? 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不从整体上对于中国文化做很好的梳理的话，如果不能有一个世界的整体图景和发展的认识的话，就会局限在一个十分狭隘的认识范围里，就会导致自己束缚自己的思想这样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当然，这还只是就哲学和文学的关系而言，但已经可以看出，以往的认识局限和偏见，对于选择翻译中国哲学典籍产生了另一个方面的抑制或限制，最终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事业是不利的。

三是原来的典籍翻译的范围有偏差，至少有两个方面没能很好地照顾到。一是以汉族和汉语文化典籍为主，对少数民族的典籍关注不够，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纠正。少数民族像北方的藏族、蒙族、满族、回族这些比较大的民族，他们的典籍现在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他们的史诗比较宏大，作品源远流长，还有历史著作，像《蒙古秘史》等，都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还有长篇叙事诗，我们只知道《孔雀东南飞》和《花木兰》，不知道《嘎达梅林》和《尕豆妹》。西南主要是云南这一块的民族典籍也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像《阿诗玛》这样的叙事诗，目前也在进行研究。它的英文翻译早在上世纪 50 或 60 年代就开始了。我几年前就预计民族典籍在最近几年内将会成为一个热点，包括国内汉族和少数民族译者的翻译会不断增多，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将会在这个领域里产生。毫无疑问，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将会大大促进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多语种、跨文化研究，对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大文学、大文学史的重写也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了民族的问题以外，另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文学、艺术方面。文学方面只注意诗歌和小说是不够的，其实文学还有更多的东西，如唐诗宋词之外，还有元曲，律诗绝句之外，还有长篇叙事诗等。戏剧理论，如李渔的戏剧理论，艺术领域有书法理论，如孙过庭的《书谱》以及绘画理论，如石涛的《画语录》等，目前在典籍翻译领域关注得还是不够，甚至没有纳入到典籍翻译的核心文献之中。除文论、艺术理论而外，更广泛的像建筑、风水学、中医、中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典籍都应该受到重视。少数民族的医学典籍和宗教典籍更是丰富。当然，与此同时也存在如何认识如何挑选，以及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和如何改造的问题。其实中国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注意到的，这一部分有很大的量存在，却是传统文人所忽略的，例如，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思辨逻辑，就会忽略公孙龙子和惠氏的思想，而片面继承老庄和孔孟。这一点在“五四”运动的先驱们那里，都已经认识到了，例如胡适，写过《先秦名学史》，而现在又走回头路，重新陷入一种核心价值的圈子不能自拔。现在我们应该突破这个思想藩篱或固定的范围，寻找到更多的被置于边缘的典籍进行翻译。在这个意义上，典籍翻译最终会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和重新评估，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上的突破，典籍翻译就成为工具性的活动，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总想让典籍翻译拯救世界文明，结果对本文化反思性的认识不够，终是缺憾。至于中国典籍和世界文明的关系问题，更需要一番思索，读一下海德格尔关于老子认识，雅斯贝尔斯关于老子的解读，都会有收获。

我以为，典籍翻译最终会改变中华民族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你对别人讲自己有多么好，结果很多东西自己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以后应该着力克服的一个问题。例如，关于儒家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孔子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我们就一直摇摆，忽而一切都好，忽然一切都坏。其实在日本汉学里面，孔子的思想在经受西洋现代价值观的反观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超越和批评，而我们的国学并没有吸收这种已经有所扬弃的海外汉学理路，至今仍然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这里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学理上的讨论，感情上的陶冶，也需要社会进步的证明。

二 典籍翻译的理想译者和翻译途径

典籍翻译由国人来做还是由外人来做的问题，也即顺向翻译与逆向翻译的问题，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对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么看? 这个问题其实分为学术层面和目前国内翻译界的实践层面。从学术层面讲，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由外国人翻译，就是所谓的“顺译”。国际译联曾在某一年的纪念日上探讨过顺译的问题，题目叫作“Translate in the ＲightDirection”，乍一看，好像是按照正确的方向翻译。这个讨论实际上是强调顺译的。国外一般不太认可逆译，认为一个人的外语水平无论如何没有他的本族语掌握运用地好，所以提倡顺译。应该说在原理上主张顺译是有相当道理的。从历史上看，最早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除了唐玄奘翻译《老子》以外，就是海外的比较早期的汉学家的翻译，汉学家翻译对于他们来说是顺译，把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法文或是其他语言，后来传教士的翻译也是顺译。过去有理雅各、贾尔斯、庞德、霍克斯，如今有葛浩文、宇文所安，他们翻译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是理论与理解上的，有的是操作与语言上的，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这一部分工作的真正完成，让他们的译文和研究受到公正的学术待遇，是一个过程，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最近《葛浩文随笔》中文版出版了，有兴趣可以去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和译法，不能不知道，不关心。南开大学近年来的博士考题，就涉及莫言和葛浩文，让年轻人关心翻译的局势，不要闭门造车。

目前，中国的翻译家、学者自己主动来翻译，属于“逆译”。逆译的情况从学理上来说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从表达方面讲，我们从书面语中学到的英语和国外现在正在发生的英语口语是有距离的，我们的英语能力和本族语讲述者的操纵能力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像林语堂那样的英语程度毕竟是少数。他能用英语创作《京华烟云》，而要别人翻译成中文，自己给出关键词语和翻译方案，这种做法值得深思。最好的状态是出国进修一段时间，那么外语会有所提高，然后自己坚持写作和翻译，进行广泛的阅读，方能达到较好的外语水平。林戊荪先生曾经非常理性地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外语和外国人的外语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主张顺译。但他真实的主张是: 假如我们中国国内的翻译家进行翻译，应该请外国人做语言上的润色，最少有这样一种补救的措施。这种想法其实是有道理的。一个相反的办法，是外国人译出初稿，由中国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修改定稿，例如当年《毛泽东诗词》翻译的情况，也就是外文社版的出版情况，最终是由钱锺书、袁可嘉等人组成的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定稿的。这种做法，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掌握主动权和决定权的合作翻译策略。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国内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主张由中国人进行翻译。例如许渊冲教授，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典籍认识比较深刻，可以通过汉语资料查阅中国典籍研究的状况，文字上也可以做考证，在翻译的时候可以吸取汉学本身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大陆持续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成果。这一点肯定是有道理的。而这种观点在语言的方面，即在外语的表达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轻视。这种轻视源于一种自信，文化的或语言的自信，认为我们的外语搞了很长的时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国内有相当一批英文和中文都很好的翻译家和国学研究人员，但并不能掩盖我们的语言和研究的缺陷。实际上国内外语教育的问题不少，总的来说，大陆的外语水平不及港台和海外学者和华人华侨，而我们的古文程度也每况愈下，有拿不起来之势。读经的废除、文言写作和阅读的减少，以及现代网络的影响，都会减少现代人读书思考的时间，影响他们作学问和搞翻译的质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偏重中国古典的理解方面，而忽视其表达方面。当然，典籍翻译由国人来做在强调翻译中的理解方面是有道理的。如果国人翻译之后由外国人做审校或润色，或是采取合作翻译的办法，那就可以弥补典籍翻译在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的缺陷，在两个方面都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刘士聪老师比较主张合作翻译，他的一部分译著是和外国人合作进行的。我觉得合作翻译可能是一个折衷的途径，也可能是一种最佳的途径，国人和外国人可以彼此取长补短。不过文学翻译的合作会遇到另外的问题，需要仔细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在较前一次典籍翻译会议上，罗选民教授提出了中国典籍翻译是“闭门造车”还是应该“借船出海”的问题，引起了一定反响和思考。罗老师的问题比较有见地。他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典籍翻译和出版发行问题。他认为，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翻译的东西进入不到西方出版界和读书市场的核心部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翻译的东西等于出口转内销了，那我们的典籍翻译也就是在“闭门造车”了。这确实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他提倡“借船出海”，即在翻译过程中，或者翻译完成以后，联系国外的出版社，在国际市场直接出版发行，那样效果会比较好。像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香港的张佩瑶老师主译的《中国传统译论精粹》的第一卷，都是在国外出版发行的成功案例。我们应该了解国际的需要，了解西方文化目前的动向，例如，他们究竟需要我们中国文化典籍的哪一些部分。我们总是想把四书五经推出去，好像它们能够直接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产生影响，也许这样的想法是比较天真的。每一个文化吸收外来文化都有一个现实的需要，可能有一些需要中国古代的其他一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在他们那里会做出一些选择。我们现在国外看到的一些情况，除了《老子》、《论语》这些古典的东西以外，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的发展情况，他们想了解中国当下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可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总是想把古代的东西给他们看，特别是唐诗、宋词的翻译，可是唐诗、宋词已经属于中国古典的诗词了，和西方古典的诗词在同一位置上，像我们“五四”时期翻译的浪漫派的诗歌。可是现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派的诗歌发展阶段，甚至后现代的诗歌探索。我们提供给他们古典的东西，他们能够吸收多少? 真正的诗人在从事诗歌创作时，会有多少人从唐诗、宋词里面吸取养分。恰好在这里，我们比较强调美国的意象派，比较强调当时庞德等人的一些观点，但他们的创作作为高潮已经过去了，而庞德和斯奈德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路子，许多人只是理论上赞成或成就上羡慕，并无深刻的理解和翻译上的借鉴。所以即使我们要翻译唐诗、宋词，我们也应该做一些朝现代意识方面的转化。尽管要保留古人的思想，但一些表述方式，包括格律诗要不要翻译成自由诗，一些意象要不要朝英语诗的意象转变，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最近，美国犹他大学孔子学院的吴伏生先生送我一本书，《汉诗英译研究: 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观点也比较开明，可以参考。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收录了吴先生这本书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已出了英国、俄国、日本等国的汉学史，而德国、意大利、美国分卷即将出版。

中国古典诗词，即便是格律诗，究竟是否一定要译成格律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把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唐诗宋词的英文翻译理出了几个模式: 1.译为格律诗( 套用或创格) ，2. 译为自由诗( 现代诗或现代派诗) ，3. 创意翻译或译创诗( 不同程度的改变和创作型翻译) 。我自己翻译的《二十四诗品》就是朝现代的方向转化过去，不押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想和世界的潮流结合起来。这本书我送给乐黛云老师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种“解释性的翻译”，认为这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非常重要。送给 Gentzerler 的时候，他认为这些诗很有意思，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假如我们还是把唐诗、宋词翻译成古典的格律诗，而和现代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话，诗歌的时代性就会出现问题。我目前翻译元曲就是要更多地朝现代的方向推进，舍去一些比较陈旧的典故，和汉语里面特有的英语无法表达的东西，产生比较容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的效果，同时想尽量地保持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有价值的东西，但不是生搬硬套。我打算去掉词牌，而从诗歌正文本身中去抽取各自的新的题目，让主题和题目统一起来，显豁起来，鲜活起来。

我在不久前回忆了一下自己翻译诗歌的历程( 包括汉译英和英译汉) ，并在《朱墨诗集》( 翻译卷) 的前言中提到自己古典诗歌的翻译原则，即“中诗西化、古诗今化、含蓄美化”，这些想法反映了将古典诗词朝向现代诗歌推进的一次新的尝试。我想在比较文学的层面上，将中西诗歌逐渐打通，古典的诗歌朝现代的方向转化，和现代诗接触，和现代的汉语诗的创作情况接触，能够把古诗转化成当下中国汉语诗歌创作的一个依据，一个资源。同时用英语阅读的时候，也能够和英语诗自由地衔接，就是朝西化的方向转化。同时也想保持诗的含蓄的品质，不要译成大喊大叫的那种效果。否则，诗的含蓄的美就丧失了。在长期注意到这些方面和探索如何处理的过程中，这样的一个方法就逐渐提出来了，在翻译的时候也在逐渐地运用和完善。但有的时候译诗是各种方法的折衷，有的时候能自然地押上韵的也会押上韵。译诗会有不同的格局，现在还没有形成特别统一的格局，也不太想让它形成太统一的格局，尤其不想让它形成双行押韵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格局。诗和词想让它们有区分，诗和词的品质是不一样的，还不仅是长短句和格律的问题，它们读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再有就是想尽量保持每首诗中个性化的东西，不要译的千篇一律。例如，《诗经》中的北方文学传统和《楚辞》的南方文学传统会有区别。这种区别在翻译中要有所体现。就是译出来以后不要老像一个人译的，那样太单一，不丰富。这是现在翻译诗歌的一个主要问题，但也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最近出版的《诗与翻译: 双向互动与多维阐释》，集中反映了这样一种尝试，主要是做教材用的，也有一些研究。

我的典籍翻译有一条线索，就是沿着历史线索，寻找篇幅适中而难度较大的被边缘化了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与翻译密切结合的翻译实践。每隔几年出一项成果，其中包括先秦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典籍《公孙龙子》、唐代诗论性诗歌《二十四诗品》的翻译，以及清代的绘画理论著作《石涛画语录》研究和翻译。最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想结合从事典籍翻译的实践，进行典籍翻译与非典籍翻译的区分，文化典籍翻译与文学典籍翻译的区分，认为在翻译处理时应该有些不同的概念和语言上的区别对待。

这是一个比较学术的问题。狭义的文化典籍不包括文学，它应该偏重于理论的方面，就是哲学、思想性的东西，社会科学的很多方面，如宗教典籍等。这一部分带有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国学基础的方面，它偏重于理性一点。所以这部分的特点是专业术语比较多，它的逻辑思维论述方式的中国特色比较强。这部分翻译一般都采用学术性研究性比较强的典籍翻译的方法，就是原原本本地朝国外推介中国的哲学思想，比如说《老子》、《论语》、《坛经》的翻译都属于这种。但是这部分里面也有文学性、艺术性比较强的，比如《庄子》，它既是道家哲学，又是文学散文。这样它自己的翻译就分为两派，哲学的一派和文学的一派。汪榕培老师的翻译兼顾哲学和文学，而且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的典籍翻译有一种文学化的倾向，就是把典籍以优美的文字译出，力图适合大众化的阅读。这种倾向在《易经》翻译里面也可以看出来。

广义的文化典籍既包括哲学的，宗教的典籍，像儒释道三教，诸子百家等经典，也包括文学的，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也包括散文、小说和戏剧。文学典籍的翻译原则上来说应该按文学作品来对待。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区别于理论的、哲学的、宗教的经典的翻译。它的要点是比较灵动的意象、意境、人们情绪的宣泄以及语言的美感。文学典籍在翻译的时候仍然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把文学典籍处理得具有文化的深度，包括思想的基调、典故等，都予以保持，翻译得很深厚，那么出来的作品就具有典籍翻译的文化的深度; 一种是把文学典籍朝纯美的方向进行处理，那么它作为典籍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方面会有损失，但是读者阅读起来会比较流畅，给人美的享受。即是说，文学典籍翻译方面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学化的倾向，另一种是文化化的倾向。换言之，文学典籍翻译里面也可以分出来作为典籍翻译的翻译方法、衡量标准和作为文学作品的纯文学的审美的翻译方法和标准。狭义的典籍翻译也可以分出两类，但两类中应该偏重于典籍翻译的那种学术的标准。文学里边现在的潮流是比较偏重文学的方面。实际上，这样看来，不是说一部作品它是典籍就要翻译成典籍，而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典籍的把握，是当作典籍翻译传达文化的东西更多还是当作文学作品处理强调艺术性的东西更多。其实，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都是允许的，而且截然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出典籍本身的文化张力以及译者在艺术上的志趣，我觉得这样更加有利于多样化。我自己是朝一个方向走的，但我可以容纳很多的译法，并且吸取它们的优点。认识的方面，大家目前可能偏重于把典籍翻译得像典籍，强调文化的厚重方面，强调注释、典故的保留以及格律的再现等方面。但这种认识如果作为固定不变的认识的话，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其他的方面和可能性。以上的讨论还会涉及不同的翻译处理倾向，一种是经典化倾向，一种是普及化倾向，但归根到底，只要做得好，质量高，都可能产生翻译经典，这就是典籍翻译“经典化”的总体图景。由此既可以说明《文心雕龙》的不同翻译倾向，也可以说明《红楼梦》的不同翻译倾向。

三 典籍翻译的任务与学科归属

2011 年 10 月，我们在湖南大学举办了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可谓盛况空前，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一起探讨当下典籍翻译中的各种问题。此次盛会在与会人数、提交论文数量以及博士生与会者比例上均创历届之最。2013 年 10 月，我们在石家庄召开了第八届全国文化典籍翻译研讨会，继续了学会的传统，而且聘请外籍专家做主题发言，形成了典籍翻译的新常态，也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全国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开了两届。首届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是在 2012 年 10 月，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后出了专辑; 2014 年 11 月，我们在大连民族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我们的《典籍翻译研究》多年坚持不懈，《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业已初具规模，日益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这里想重申一下典籍翻译的主要任务。

我以为中国文化典籍翻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典籍作品翻译本身，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了相当的部分，而且这项事业仍在继续。这一方面的关键是要出精品，不能大量的重复翻译，在观念和方法上不思进取，不加改进。二是典籍翻译的理论方面。平心而论，理论方面的讨论目前不是很理想，研究的不太多。在河南大学的会上有几篇论文，是关于纯理论的，包括黄忠廉的文章，是关于纯理论模式化的。此后会议的一个倾向是把纯理论的研究融入到具体的评论和项目里边去，这可能是一个深入、渗透和融合的结果，但也可能反映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太容易找到题目，导致理论研究很快中断。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研究现在仍然是薄弱环节。理论研究的困难在于国内做理论研究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把典籍翻译作为选题进行理论研究的人就更少，因为这需要古文基础和对中国文化典籍本来的认识，而外语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少。还有就是典籍翻译如何变成一个理论的题目? 现在翻译界的理论题目大部分来自西方现当代的翻译理论，中国的翻译问题突然成为一个题目，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所以不太容易把握它，不太容易做好它。现在好多理论问题的关注点还在标准，或是归化、异化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上，难以开展思路。换言之，由于理论家们不够敏锐，不能提出来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所以一说典籍翻译又说到老的问题上去了，这是典籍翻译理论研究极为缺乏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些老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将来应该在典籍翻译理论研究的方面做进一步的规划，鼓励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三是典籍翻译的文本批评。翻译批评这几年确实做得不错，进展比较快，在几年内将会覆盖我们现在已经翻译的大部分典籍，并且逐渐会有专门进行批评的书籍出现。这部分在最近几年还将继续是热点。例如，傅惠生老师研究了唐玄奘翻译《老子》的情况，他还准备研究《大中华文库》，而他的《周易》英译本，也有人在研究。这都是十分重大的翻译批评研究课题，也有相当的理论问题在里面，而且有相当的难度。这一方面进展不小，但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倾向就是单打一，好像收割庄稼一样，撂倒一批就结束，不注意收获。庄稼撂倒了，倘若下雨，就烂在地里，不收获就是没有把庄稼变成粮食，变成营养。每一个具体的翻译批评之后，不再进一步地进行汇集，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不了了之，这样就造成浪费。我们应该在翻译批评做得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理论问题，让它成为理论的生长点，这样就会为找不到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课题的理论家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路。例如，关于“异语写作”和“无根回忆( 无本回译) ”问题，是我在前几年结合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创作和翻译情况提出的一种理论探索，迄今再加上《大唐狄公案》的回译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能说明海外汉学和本土汉学的关系问题。在去年北大文科基地召开的世界汉学家翻译家大会上发言，引起海内外重视。

典籍翻译的学科归属和基本理论，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太多地引起注意。众说周知，翻译研究由最初的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到后来的哲学、文化研究，再到跨学科交叉研究，如翻译学与心理学交叉，与社会学、人类学交叉等等。那么，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属于什么样的研究呢? 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典籍翻译研究会涉及很多的学科。

一是古典学( classics) ，在西方就是希腊、罗马的经典，在中国先秦时期产生的典籍构成古典，在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个历史上叫做“轴心时代”的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作品构成了他们各自的典籍，如《奥义书》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许多人知道尼采，但不知道他的古典学，而且也不是正统的古典学。

二是文献学，包括对于古典的经典的解释，包括小学、训诂等，包括文献的保持、查阅，对于图书的分类，现代图书馆的保管，善本还有古本复原等，我们统称之为“文献学”。文献学偏重于原始文献资料的保存、注释和传播，这部分和解释学、语文学有一些关系。陈寅恪的学术基础和研究的方法，很大一部分属于文献学的范畴。

三是语言学，这个语言学不是指现在所谓的形式主义或功能主义语言学，我所说的语言学涉及语言谱系的重新认识，比如说汉藏语系，实际上涉及印度文化和藏族文化古典之间的关系，这个语言学实际包括的比较多，比如季羡林研究的吐火罗语，陈寅恪研究的新疆的西北的碑志等，都是我所说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就是语言和文字在一起，构成从语言符号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文献学有区别。文献是文本、“物质”材料，这里就要变成语言工具的研究。这一部分当然包括古汉语，现代汉语状况的改变，当代的散文的语言，新诗的语言的走向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领域的范畴。对于中国当下语言的状况不了解，不能进行分析，就不能搞翻译。散文翻译家高健写了一篇文章，对现代汉语状况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取得翻译成就的认识基础。霍克斯、葛浩文都对汉语敏感。

四是人类学，它涉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涉及人种和人类的起源、民族的融合以及迁徙等问题，如《东归英雄传》中从俄罗斯返回来的蒙古民族的一支，可能是达尔扈特人，涉及民族迁徙的问题，再如黑人到美洲、美洲印第安人被白人同化，涉及民族融合问题等等。文化人类学涉及宗教之间的联系，不同教派的冲突和融合，习俗层面上的交往，衣食住行的混合变化，还有文学艺术，即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我们想用人类学把世界联通起来，想用这些学科把人类文明的精神产品混合性地加以认识，就像这些东西在古代的人类群体迁徙和部落间征战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要是缺乏这个的话，典籍翻译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翻译工作，在机械地做转换，其实要进入人类学，尤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应该和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形成比较好的研究格局。我们是想把典籍翻译做成一个事业，因此需要一个跨学科的理解和掌握，不是人为的说成什么样子的。

近年来南开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投入大量精力，以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点为依托，从事中华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止目前，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版图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研究布局: 即西北少数民族方面，李宁的新疆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的翻译研究，邢力的蒙古族百科全书《蒙古秘史》的翻译研究，王治国的藏族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荣立宇的《仓央嘉措情歌》的翻译研究已经结出硕果; 西南少数民族方面，崔晓霞的彝族撒尼人经典爱情叙事诗《阿诗玛》的翻译研究正在逐步成熟。这些成果使得南开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国内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的一方重镇。那么，在当下从事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呢?

刚才我其实已经谈到了一些，比如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对于重新书写大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意义。除此以外，还可以有一些补充。现在我们处于所谓后工业、后现代的文化阶段，民族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会成为人类相处的一些矛盾的焦点，比如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冲突，它既是民族的冲突，也是文化的冲突。民族典籍的翻译、民族文学的关注，要是做得好的话，可以起到促进民族交流的作用。而且各个民族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来传播，用汉语，用英语，用其他民族语言相互的传播和沟通，会起到比较好的促进民族交流的作用。

另一方面，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可以把国内的国学和国外的汉学联系起来，比如《格萨尔王》的翻译，最早是由一些在中国从事调查的法国人和俄国人翻译的，后来国人又自己翻译，现在又汉语的翻译，甚至创作，再经过官方组织朝外推介。如何认识和评价，是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国内的国学除了传统的国学，还应该包括民族研究，如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等，这样国学的概念就扩大了，而且和世界文化之间的联接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联接。这种联接就不仅是通过之前陆上丝绸之路的联接，以及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联接，而是一种多通道的联接，像现在的万维网一样。这样，中国的汉学、国学、蒙古学、敦煌学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如欧洲的汉学，美洲的汉学、日本的汉学在很多方面产生联接。所以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的研究是一个视野非常宽阔的路子，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只是片面地将中国文化朝国外推行的问题，那样看的话就是工具性的思维了。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最近有一个博士生在用人类学诗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民族诗学的创作和翻译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把美洲印第安史诗和中国当下民族诗学创作与翻译相联系，形成一条有机的中外结合的路子，预计会结出可喜的果实。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给有志于从事典籍翻译实践和研究的青年学人提一些建议，因为经常会有人问同样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典籍翻译确实需要人才的培养，而这样的关注总是不够。对于有志于从事这方面实践或研究的同志，我有三点建议，一是不要太心急。应该打好基础，包括语言的基础，古汉语、外语的基础，文献资料的阅读基础等，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自己的题目和做法。翻译本身要有一定时间的训练和锻炼，不要急于出来作品。在文笔、译笔形成之前出来好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有的硕士生比较着急，总是说我要翻译一下楹联可不可以，我就说怎么可以随便进入到楹联里面。第一，楹联算不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第二，中国楹联的对仗结构有没有翻译成英文的可能性; 第三，你的语言的能力能不能驾驭它。所以我就断然说，这不可以。因为这个题目很浪费时间，并不能保证能做好。二是不要走捷径，典籍翻译不能采用走捷径的方法。也许一个人的工作和时间分配使他不能专门从事典籍翻译，而应该有其他的学科或工作作为依托，比如作为一个教师，或是一个律师，或是一个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在业余时间对某一个问题有长远的兴趣，然后花功夫去做，这样往往也可以做得好。上海的黄福海先生，就是一面做律师，一面翻译诗歌的，新近他给我寄来他创作的古体诗词，可以看出古典文学的功夫。还有福建的吴国珍先生，在中学教书，利用业余和退休时间，完成了《论语》的翻译。这都是了不起的。三是要避免太多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太多地关注项目和经费，快出成果，发表论文。当然这样说，不是我们不重视和忽视项目的申请和完成，而是不要把它看做是唯一的手段或最高的目标去实现。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比较默默无闻的，不太容易立竿见影的工作，不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业。所以保持长远的目标，然后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走是最重要的，最好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来做这个事情，而且要以能力、基础和兴趣为转移，持之以恒，才会有成效。希望这些见解和建议对于当下的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也会有参考的价值。

作者简介

王宏印( 1953—) ，男，陕西华阴人，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硕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典籍翻译与中西译论研究，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专家会员。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研究》,感谢王宏印教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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